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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五一口號”與民革在民主黨派的排序

  ——紀念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有感

  關于民革在八個民主黨派排序第一,有諸多說法。正當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口號”70周年之際,本文試圖通過對“五一口號”發布前后的有關分析,對民革在八個民主黨派的排序問題,作粗淺探討。

  一、開局奠定格局,民革成立意義重大

  探討民革在民主黨派中的最終排序,必須要從“五一口號”發布前大半年時間的民主政治局面,以及民革當時成立的重要作用談起。

  第一,民革成立之前較為嚴峻的局面。1946年下半年的中國民主政治格局,曾經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局面。國民黨倒行逆施,不顧中共的堅決反對,單方面宣布召開“制憲國大”,實行“民主憲政”。1947年11月國民黨強迫民盟自行解散;11月6日,民盟以主席張瀾的名義發表公告:盟員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運動,本盟同人總辭職,總部即日解散。當時,中共盟友民盟暫時解散,一些曾和中共攜過手的右翼黨派如青年黨、民社黨等又站在國民黨這一邊。在這一嚴峻形勢下,中共一方面不得不做好最壞打算:1947年11月底,毛澤東致電斯大林時提出“除中共外,所有黨派應離開中國的政治舞臺”;毛澤東在之后12月中共中央會議的內部講話中也提到:“中間(黨派)沒有了,民盟解散了,至于解放區,素無中間黨派。”另一方面,中共又以未來執政黨的高瞻遠矚、友黨的真誠和推動真民主真協商的堅定意志,積極支持民革成立、民盟恢復活動等重大舉措,并在形勢迅速扭轉后,于1948年4月30日果斷發布了“五一口號”。

  第二,民革成立起到了有力破局的作用。民革正是在這嚴峻而又深刻的大背景下如平地春雷如橫空出世,可謂驚艷成立、有力破局。1947年11月,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代表在香港召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代表會議,決定聯合組成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民聯和民促仍繼續存在)。1948年1月1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正式成立,推選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何香凝、馮玉祥、李章達、譚平山等為中央常務委員,并發表宣言及行動綱領,提出:“吾人當前緊迫的革命任務,為推翻反對民主,破壞和平,媚外賣國的蔣介石之反對獨裁統治,實現中國之獨立民主與和平。” 1月5日,民盟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在香港召開,形成決議,民盟活動逐步恢復。隨著民革的成立和民盟宣布恢復活動兩大標志性事件,1948年1月以后的中國民主政治格局峰回路轉,進入了新階段。

  第三,民革成立是對國民黨反動派所謂正統性的致命打擊。民革的成立尤其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命名,標志著國民黨內民主派與反動派的徹底決裂,提前順應了“五一口號”關于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民主協商成立聯合政府的呼吁。國民黨的金字招牌作為孫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遺產,一直被各方所看重;以宋慶齡先生等為代表的國民黨左派,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的正統性的質疑從未中斷過,認為蔣介石背離了“三民主義”,不能代表真正的國民黨。如1927年中共領導的“八一”南昌起義,當時成立的最高領導機構是宋慶齡先生等25人組成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1927年11月1日,宋慶齡先生與國民黨左派人物鄧演達、陳友仁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了《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即《莫斯科宣言》);1930年5月,鄧演達從蘇聯回國后改“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民革醞釀成立時,在組織命名一事上,何香凝傳達宋慶齡先生的意見,明確主張命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保留“國民黨”三個字,認為:“國民黨是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我們作為孫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組織,必須保持孫先生的傳統,才足以取信于民眾,為利于廣泛號召,就不能不保留國民黨三個字。”

  二、黃金一周贏得黃金認可,“五五通電”影響深遠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布了著名的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其中第五條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社會賢達的熱烈響應。圍繞“五一口號”,從4月29日中共中央核心層在正式會議之前積極交流關于“五一口號”的意見,到中共中央舉行前委和工委會合以后的第一次書記處擴大會議(亦稱“城南莊會議”,會議日期為4月30日至5月7日)在4月30日會議第一天討論通過“五一口號”、中共中央當日首次發布“五一口號”,直至5月5日李濟深等12位民主人士聯合致電毛澤東(以下簡稱“五五通電”)響應“五一口號”,這短短的7天可以稱為黃金一周。在這黃金一周內,“五一口號”完成了非常核心的幾個環節,也對民革的最終排序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第一,中共對民革在民主黨派中排序第一的權威提議。民革成立后,在有關場合排序一度在民盟之后,如1948年3月6日,中共中央發表評論,表示愿意與民盟、民革等民主黨派“攜手前進”。“五一口號”發布之后,民革排序在民盟之前,從此民革第一、民盟第二的民主黨派排序也一直沒有變動過。這首先來源于中共事實上的權威提議。“五一口號”發布次日即5月1日這天,毛澤東致函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鈞儒(以下簡稱“五一函件”),以協商的口氣、謙誠的態度具體提出了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時間、地點、參會黨派和原則、實施步驟等,提議“由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于本月內發表三黨聯合聲明,以為號召”。“五一函件”以電報方式由香港分局常委潘漢年迅速轉達。“五一函件”是在統一戰線史上十分著名的函件,也是中共“五一口號”系列文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共領袖與友黨負責人關于政治協商的函件,雖然是個人署名,當然不能僅僅視作個人函件。“五一函件”其實質,不僅僅是毛澤東與李濟深、沈鈞儒的個人互動,更主要的是中共與民革、民盟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兩大進步民主黨派之間的互動;中共在通過“五一口號”“五一函件”等進行政治協商的同時,事實上也通過“五一函件”等對民革第一、民盟第二的民主黨派排序進行了權威提議。同日,毛澤東還開列出多達29人的受邀名單(其中在香港的就有16人,即李濟深、何香凝、李章達、柳亞子、譚平山、沈鈞儒、章伯鈞、彭澤民、鄧初民、郭沫若、茅盾、馬敘倫、章乃器、張伯、簡玉階、曾昭掄),邀其前來解放區討論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并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并指示中共上海局和香港分局:“我黨準備邀請各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的代表來解放區開會”,“請你們征詢各人意見,首先征詢李濟深、沈鈞儒二先生意見”。

  第二,對“五五通電”的再分析再認識。“五一口號”和“五一函件”,系統完整地表達了中共對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同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團結合作的堅定決心和真誠意愿,迅速得到了積極響應。李濟深、沈鈞儒與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等代表迅速歡聚一堂,對“五一口號”進行了熱烈廣泛的討論。5月5日,李濟深、沈鈞儒等12位在港著名民主人士聯名致電毛澤東(“五五通電”),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擁護召開新政協;同一天,他們還向國內各報館、各團體及全國同胞發出《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通電》,指出中共“五一口號”“事關國家民族前途,至為重要”。這樣,“五五通電”迅速傳遍了全國乃至全世界。長期以來對“五五通電”有一種模糊認識:僅僅將“五五通電”看作是著名民主人士對中共“五一口號”的個人響應;而將5月直至6月下旬的各民主黨派分別發表的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聲明,看作是各民主黨派的正式回應,從而對排序等問題存在不必要的疑惑(如:是否應以各民主黨派單獨響應中共“五一口號”時間的先后來排序;以各民主黨派成員的個人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時間先后,來為最終排序作注解;等等)。為此,確有必要對“五五通電”進行再分析再認識。

  再分析再認識,首先要高度關注“五五通電”這封電報最后的署名方式。電報最后署名是“所屬黨派+姓名”方式: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李濟深何香凝;中國民主同盟沈鈞儒章伯鈞;中國民主促進會馬敘倫王紹鏊;致公黨陳其尤;中國農工民主黨彭澤民;中國人民救國會李章達;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蔡廷鍇;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譚平山;無黨派郭沫若。“所屬黨派+姓名”的署名方式,很明顯與僅僅為“姓名”的署名方式有本質區別。和理解“五一函件”一樣,“五五通電”不僅僅是著名民主人士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個人行為,更是相關民主黨派等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一個聯合聲明和聯合政治行為、是相關民主黨派的領袖集體響應,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意義非同尋常。

  再分析再認識,還要看到另外一個重大背景。中共“五一口號”的發布、中共一系列相關重大決策的集中出臺、黃金一周工作的快速推進等等,與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致毛澤東復電(認為“中國各在野政黨,反對國民黨集團,它們還將長期存在”)和擬議中的毛澤東盡快訪蘇計劃(其中一項任務就是“關于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問題”)密切相關,一開始完全是以快馬加鞭、雷厲風行的節奏在進行。當時的快節奏事實上也等不及所有的反美帝反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社會賢達逐一表態,相關民主黨派等集中發表聯合聲明,確實是符合當時情況的最優選擇。后來,由于蘇共方面的原因,擬議毛澤東盡快訪蘇計劃在5月上旬被突然推遲,中共才有意識地放慢了推進節奏,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也有了更多的時間,組織開展充分深入的座談、學習、討論,各自分別發表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聲明。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分別發表響應中共“五一口號”聲明時間先后,民革、民盟依然是第一、第二,只不過這次是倒數的,民革最后一家(6月25日)、民盟最后第二家(6月14日),既說明當時討論之熱烈深入和統一民主黨派黨內思想工作之細致扎實,也說明之前“五五通電”聯合聲明的方式是非常正確的。

  第三,從“五五通電”看各方對民革在民主黨派中排序第一的積極認可。依此思路對“五五通電”再分析再認識,很多問題都豁然開朗迎刃而解。民革的排序包括其他民主黨派的排序,在中共和各民主黨派之間是有著基本共識的,并經充分協商,由中共“五一口號”“五一函件”等權威提議,得到了各方的積極認可,并在“五五通電”最后的署名順序中予以切實體現。中共對“五五通電”也是高度重視、充分認可,一直作為開展政治協商的一個重要依據,如1948年10月中共《關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其中提出:“籌備會的人選,提議即以五月五日香港簽名通電響應中共中央‘五一’口號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及無黨派人士的9單位代表,加上上海民主建國會,平、津教師,國內少數民族及南洋華僑的民主人士代表”,并附了一份提議邀請參加新政協的單位代表(中共、民革、民盟、民進、致公黨、農工民主黨等39家單位)。因此,雖然各民主黨派的排序之后還經過了幾次微調,但“五五通電”后大的基本排序格局,尤其是民革第一、民盟第二的排序保持了下來。“五五通電”有力奠定了各民主黨派排序的基本格局、基本框架。

  三、歷史擔當伴隨歷史回聲,民革前輩風范永存

  學習紀念“五一口號”,就會清晰地發現民革前輩積極響應“五一口號”的高風亮節、堅定信念和重大作用,尤其是民革前輩對民革作為排序第一民主黨派榮譽和形象的無比珍惜,經得起歷史長河的檢驗,值得我們傳承和發揚。

  第一,民革前輩在“五一口號”頒布之前的杰出表現。如民革前輩朱學范針對民主黨派中的少數人幻想走第三條道路(中間路線)的想法,分別寫信給李濟深、沈鈞儒,堅定不移地主張民主黨派“一邊倒”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信中著重就反對中間路線和“一邊倒”談了體會,并進一步明確提出民革要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朱學范在信中說:“中國的中間路線,自從政協被破壞,中共代表被逼退出以后,已經死去了。這次民盟被解散,蔣介石已經發了瘋狂。中間路線已經死定,更為明顯。中國革命的本質是反帝反封建。”“我們如果認清了中間路線已經死去的話,那么我們要選擇我們革命同伴。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無疑的要選擇一個民主陣容和革命集團來作我們同伴,這個民主陣容就是蘇聯,這個革命集團就是中共和民主黨派之統一戰線。”1948年3月4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時任民革中央常委、組織部部長的朱學范:“欣悉先生到達哈爾濱,并決心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的共同事業而奮斗,極為佩慰。我們對于先生的這一行動,以及其他真正孫中山信徒的同樣的行動,表示熱烈的歡迎。”

  第二,民革前輩在迅速響應“五一口號”中的杰出表現。“五一口號”發布后,立即得到民革、民聯、民促和其他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熱烈擁護和響應。5月1日、5月2日,李濟深等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袖連續舉行座談,熱烈討論。5月3日,民革中央委員梅龔彬首先發表題為《建立真人民政權,響應“五一”號召》的文章,這也是目前為止能收集到的各類資料中最早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的雄文。5月5日,李濟深、何香凝等12人聯名致電毛澤東(“五五通電”),公開響應“五一口號”,贊同召開新政協,號召全國人民“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民主”。6月25日,民革中央發表《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明確表示:在人民解放戰爭即將獲勝、國民黨反動政權行將崩潰的今天,中共中央“五一口號”中提出的迅速召集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建議是“為消滅賣國獨裁的反動統治和建立獨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國所應循的途徑”;明確表示:民革不僅同意中共中央這一建議,而且要“以此號召本黨同志、全國人民,為新政協之實現,人民代表大會之召開,民主聯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

  第三,民革前輩在深入響應“五一口號”后期的杰出表現。李濟深于1949年元旦在北上解放區的船上,為同行的茅盾即興題詞道:“同舟共濟,一心一意,為了一件大事!一件為著參與共同建立一個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康樂的新中國的大事!同舟共濟,恭喜恭喜,一心一意,來做一件大事。前進!前進!努力!努力!” 1949年1月22日,北上進入解放區的李濟深等55位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響應毛澤東1 月 14 日發表的《關于時局的聲明》,聯名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抵制蔣介石的和談騙局,并明確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共策進行”。1 月 26 日,李濟深參加在沈陽舉行的盛大集會時,認為中國民主革命能夠取得巨大的成就,是“由于中共領導正確,措施恰當,真正符合了全國人民大眾的需要”。1月27日,民革在沈陽發表《對時局的聲明》,強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必須在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共領導下,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證”。2 月1日,李濟深、沈鈞儒等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的代表人物致電毛澤東、朱德,慶祝人民解放戰爭的偉大勝利,表示愿意“竭力追隨,加緊團結,為中國之建設奮斗到底”。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開幕式,李濟深在發言中說:“我們要籌備好一個足以代表全國各革命階層的新政治協商會議,使之能夠號召各階層群眾”,號召大家團結一起,各盡其能,為肅清一切反動勢力和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奮斗到底。

  195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慶祝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李濟深代表各民主黨派、民主人士和工商聯宣讀獻詞:“中國人民在長期革命實踐中深刻地認識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他最后一次公開講話。之后李濟深病情惡化,在醫院病榻前對朱蘊山、朱學范、梅龔彬、吳茂蓀四位民革黨內同志的最后一次談話中,李濟深深情囑咐道:“接受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民革本身歷史發展的自然歸宿,猶如江河之歸大海。當初民革在香港,在中共南方分局和諸兄的幫助下,使我深明大義,認識到別無他路,只有作此選擇。北上之后,我就此問題講過多次,可惜沒能很好回顧和總結,好讓后人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永遠和我們保持一致,代代相傳。做不到的人,不要吸收入黨。” 1959年10月9日李濟深不幸去世,他的臨終遺言,可以說是民革前輩終生實踐“五一口號”精神的光輝典范!

  響應中共“五一口號”,確認并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在各民主黨派中排序第一,是民革順應歷史發展潮流的必然選擇,是民革繼承和發揚孫中山先生愛國、革命和不斷進步精神的顯著體現。我們要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五一口號”精神的深入學習中,在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找到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的壯麗實踐中,繼往開來,實現新提高,為統一戰線事業和民革事業貢獻新力量,為同圓中國夢、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譜寫新篇章!

作者:戚涵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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