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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的民族獨立奮斗精神
2016年04月07日

  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為了祖國的獨立富強,始終不懈地英勇奮斗,直至生命的最后時段。謹以此文深切緬懷孫中山及其民族獨立奮斗精神 。

  孫中山投身民族民主革命,就是要結束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相互勾結在中國的黑暗統治。1924年國共合作,孫中山的反帝反封建斗爭精神更為堅決。他面對國內戰亂頻仍、民生凋敝的嚴酷現實,早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愿望更為強烈,因此當10月下旬傳來直系將領馮玉祥反戈,在北京發動政變,推翻了曹錕政權,吳佩孚逃至湖北的消息,孫中山覺得這不失為一個實現自己救國夙愿的好機會。對馮玉祥,孫中山并不陌生。據馮玉祥后來記述,北京政變之前,他與國民黨人就有來往,孫中山還曾托人將自己手書的建國大綱贈予馮玉祥。 北京政變后,馮玉祥進一步表現出進步傾向。他將所部改為國民軍,自任總司令,并電請孫中山北上指導。孫中山很快作了積極的響應。10月27日,他復電馮玉祥等,祝賀政變成功,表示:“建設大計亟應決定,擬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

  10月30日,孫中山由韶關返回廣州。次日在大元帥府主持會議,討論應對北方時局的方針。11月1日,馮玉祥又電請孫中山早日赴京。次日,孫中山決定北上。有一些國民黨人擔心孫中山北上的安全,勸他取消此行。但孫中山向來以民族利益為重,早把個人安危置之度外,他既然覺得北上對革命事業有利,就不管有多大的風險,也決定成行:“根本之圖,尤在速謀統一,以從事建設。庶幾分崩離析之局得以收拾,長久治安之策得以實施。本大元帥權衡輕重,決定即日北上,共籌統一建設之方略。”他堅定地表示:“余此次赴京,明知其異常危險,將來能否歸來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為革命,是為救國救民而奮斗,又何危險之可言耶?”

  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明確表達了他這次北上的目標,一是努力掃除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統治,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二是通過召開國民會議,依靠民眾的力量,迫使奉、皖等反直各軍,接受他的救國主張,變軍閥政權為民主政權,實現祖國的獨立、自由、富強。他強調:“凡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者無不敗。反之,與國民結合以速國民革命之進行者無不勝。今日以后,當劃一國民革命之新時代,使武力與帝國主義結合之現象,永絕跡于國內。其代之而興之現象,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于此時乃能告厥成功。”并指出:“今日者,國民之武力固尚無可言,而武力與國民結合則端倪已見。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結合之確實而有進步。” 11月13日,孫中山偕宋慶齡乘永豐艦離粵北上。

  在北上途中,孫中山多次發表演說、談話,強調要鏟除軍閥和帝國主義的統治。他指出:“中國現在禍亂的根本,就是在軍閥和那援助軍閥的帝國。我們這次來解決中國問題,在國民會議席上,第一點就要打破軍閥,第二點就要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打破了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孫中山的主張,符合全國人民的愿望,得到包括中國共產黨人在內的各階層民眾的響應。

  孫中山的主張和各地民眾革命情緒的高漲,使帝國主義列強和軍閥勢力十分仇視。孫中山抵滬前夕,上海的英文《字林西報》公然揚言要阻止孫中山在上海登岸。在他抵滬后,法租界的巡捕竟阻撓結隊前去歡迎的群眾通過法租界。針對這些挑釁,孫中山給予有力的回擊。11月19日他在上海的記者招待會上,明確指出:“上海是我們中國的領土,我是這個領土的主人,他們都是客人。主人行使職權,在這個領土之內,想要怎么樣便可以怎么樣。”重申:“我這次到北京去,講到對外問題,一定要主張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回海關、租界和領事裁判權。”

  孫中山的主張,亦受到奉系、皖系軍閥的極力抵制。北京政變后不久,馮玉祥即遭排擠,在張作霖的支持下,段祺瑞出任“中華民國臨時總執政”,并在孫中山抵京前,于11月24日就任。他向列強保證遵守一切中外條約,以對抗孫中山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主張。奉系、皖系軍閥的上述行徑,理所當然地遭到孫中山的堅決反對。如前所述,他在決定北上時,就對將要遭遇的困難有思想準備。北上途中,馮玉祥被排擠,北京政局逆轉,孫中山對未來的阻力,又作了足夠的估計。他在上海的記者招待會上指出:“我這次往北方去,所主張的辦法,一定是和他們的利益相沖突,大家可以料得我狠有危險。”這里的他們,雖未點名,但當時的北方已是奉系和皖系軍閥控制的地盤,所指是很清楚的。在這同時,孫中山又對說服段祺瑞、張作霖等接受他的主張,抱有一絲希望,認為“這次我到北方去,能夠做成和平統一,也未可知”。但他接著又強調:“不過要以后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的條約。”表明孫中山雖然對段、張等人尚抱一絲希望,但他反對軍閥和帝國主義統治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這就決定了他與奉系、皖系軍閥之間的斗爭,是不可調和的。

  12月4日,孫中山經日本抵達天津,因肝病發作病倒。18日,他抱病會見段祺瑞的代表,直言斥責:“我在外面要廢除那些不平等條約,你們在北京偏偏的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條約,這是什么道理呢?你們要升官發財,怕那些外國人,要尊重他們,為什么還來歡迎我呢?”為了民族的利益,孫中山于12月31日抱病入京,與段祺瑞等開展斗爭。他對隨同入京的汪精衛說:“我四十年革命之目的,是求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并在《入京宣言》中表示:“十三年前,余負推倒滿洲政府,使國民得享自由平等之責任。惟滿清雖倒,而國民之自由平等早被其售與各國,故吾人今日仍處帝國主義各國殖民地之地位。因而救國之責,尤不容緩。”次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發表宣言,指出:“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為今日中國民族求獨立解放之唯一途徑,乃實行本黨政策之第一步,與以黨建國之第一步。故必以此提出于國民會議,任何誣蔑、威脅,皆不暇顧,愿同志及國民矢誠擁護。”中國共產黨人和各界民眾,給孫中山以有力的聲援。

  激烈的斗爭,加之隨行人員中的一些人不成器,加重了孫中山的病情。1925年2月10日,在北京陪侍孫中山的李仙根致函告知在廣東的谷應芬:“先生之病,察視結果為肝癰(指肝癌),頗重,現在世界上尚無特效之藥及治法”;但“行轅及隨員中,因無一位強有力的管理人,汪先生(指汪精衛)太客氣,以故搖招過市者有人,浪用無度者多人,攜眷充隨員者有人,汽車用至二十余輛,在危篤之夜,開明戲院大包廂看戲。夫人聞之大怒,先生微聞要解散。此雖瑣瑣,然于先生之肝病有關系也。”當時尚有一種用鐳療醫治癌癥的方法,但療效甚微,只有約千分之一的希望。自2月份開始,孫中山“分日用鐳療治”。當時的治療經驗,用鐳療醫治肝癌,“過了五十點鐘還沒有效果,那就是完全絕望了”。到2月15、16日,孫中山“用鐳療治已經有了四十四、五點鐘了,對于病癥除稍為減少痛苦而外,根本上沒有一點功效”。

  精通醫術的孫中山,深知自己已走到生命的盡頭,臨終前他分別口授《國事遺囑》、《家事遺囑》和《致蘇俄遺書》。在《國事遺囑》中,他特別囑咐:“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于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在《家事遺囑》中,孫中山對多年來陪伴他在革命的征途上患難與共、出生入死的妻子宋慶齡予以深情的關懷:“余因盡瘁國事,不治家產,其所遺之書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慶齡以為紀念。”同時要求子女自立自愛,“以繼余志”。《致蘇俄遺書》則表示:“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你們合力共作。”

  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為了祖國的獨立富強,始終不懈地在戰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堅定的民族獨立奮斗精神永遠光照千秋。

  (作者系上海中山學社副社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戴鞍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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