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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成立——國民黨民主派的大聯合

  抗日戰爭勝利后,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統治集團不顧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共同愿望,挑起了全國性內戰。在這個中國歷史發生轉折的重要關頭,國民黨民主派人士選擇了聯合起來,成立統一的新組織,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共同推翻蔣介石統治。這一為著民主建國而產生的國民黨民主派統一組織就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

  寓所座談確定“大事”

  創建民革的工作首先從促進國民黨民主派組織實現聯合入手。在民革成立前,國民黨民主派人士主要集中在上海、廣州、南京、重慶、成都等幾個城市。這幾個城市,遍布蔣介石的耳目,很難隱蔽地開展民主活動。與國民黨統治區相比,香港的特殊環境,不僅有利于民主人士密切關注國內局勢的變化,保持與中共的聯系,相機開展活動;而且港英當局多次拒絕國民黨政府通過外交途徑提出的驅逐中共以及民主、文化人士出境的要求,氛圍相對寬松,人身安全較有保障。李濟深經過深思熟慮,找到中共領導人董必武,征求中共對于他去香港組織反蔣活動的意見。董必武表示完全贊成。

  1947年 3月,李濟深由上海秘密前往香港。一到達香港,9日,李濟深便在中國共產黨于香港創辦的第一份中文報紙——《華商報》上發表《對時局的意見》:“我是中國國民黨黨員,我們國民黨執政已 20年,使國家弄到這樣地步,我們的黨,當然要負相當責任……每一個信仰總理遺教的黨員,亦應該不客氣的起來,改正黨內反動派的錯誤政策,不應消極放任聽其錯誤到底,誤黨誤國,弄到同歸于盡。”他痛心疾首,強烈呼吁停止內戰,廢除黨內獨裁。除了“言”之外,李濟深立即“行”,著手創建一個有較大影響的國民黨民主派組織,并就建立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問題和一些同志交換意見,以便更好地從內部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

  5月4日,李濟深邀集何香凝、蔡廷鍇、彭澤民、李章達、陳其瑗、朱學范、陳此生、鄧初民等人來自己在香港的寓所聚會,商討正式成立聯合組織的問題。在聚會上,李濟深直抒胸臆:“希望通過這次座談會把成立組織的問題確定下來,并討論當前需要做哪些工作,以推動革命組織的成立。”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一致贊成,最好的聯合是建立國民黨民主派新組織,應當盡快團結國民黨內的一切愛國民主力量,與中共合作推翻蔣介石統治。

  形勢緊急,刻不容緩。會議當即確定了幾件重點要做的“大事”:一是寫信邀請在上海的民聯同志來港,共同商議有關聯合的事宜。二是征詢馮玉祥對建立組織的意見。會議委托即將赴歐洲參加世界工聯會議的朱學范赴美,會見在美從事反蔣活動的馮玉祥,征詢他對成立國民黨民主派統一組織之事的意見。三是成立籌備小組,商討新組織名稱等重大問題,著手準備綱領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大事”已定,大家立刻分頭行動。

  綢巾密語信邀來港

  5月 6日,李濟深再次召集會議,討論由李濟深、何香凝聯名寫信邀請上海同志來港的具體問題。于是上演了民革歷史上廣為流傳的典故——“綢巾密語”。

  在李濟深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公開舉起反蔣大旗后,白色恐怖日益嚴重。蔣介石控制的國民黨中常會,以李濟深詆毀蔣介石和國民黨統治為名,通過了開除李濟深國民黨黨籍、全國通緝的決議。蔣介石還派特務赴港暗殺李濟深,好在暗殺行動事先被宋慶齡得知,她立即派人通知,才幫助李濟深得以躲過一劫。一時間,風聲鶴唳。

  邀請民聯同志來港的信函怎么寫?采用什么方法才能最大限度保證信件安全送達?是大家首先考慮的問題。為了保證信件的安全,當時的想法是,通過一位可靠的人士將信帶到上海,親手交給譚平山、柳亞子、郭春濤、陳銘樞等人。經過反復研究,大家決定采用秘密通訊辦法——將信的內容寫在巴掌大小的綢巾上,縫在衣服里面,以便躲避途中國民黨軍警的嚴密檢查。方案已定,大家逐字逐句地斟酌,可謂惜字如金。經過多次的討論,最終形成簡明扼要、含意深刻的36字密信。

  信的內容被謄寫在綢巾上,密密麻麻地布滿整塊綢巾,具體討論詳情,只好以口頭匯報的形式告知上海同志。進行到這一步,已經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這個東風就是——送信人!這封干系重大的信到底由誰來送才最為保險、妥當?6月初,有著豐富革命經歷的朱蘊山秘密到達香港。他先后參加過光復會、同盟會、國民黨、共產黨、第三黨、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民盟、民聯等組織,交友廣泛,對各方政治人物都很熟悉,為人又豪爽豁達,急公好義,孑然一身,不治家產,一旦遇到重要任務需要進行聯系時,總是請他辛苦跑一趟,故此得了一個“神行太保”的雅號。他無疑是送信的最佳人選!

  李濟深立即去征求朱蘊山的意見,朱蘊山表示愿意回上海送信。于是信尾又加上“詳情由蘊兄面報”七個字。但是朱蘊山最終未能成行。他本來已經買好了返回上海的船票,開船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友人電報,稱他若返回上海,一上岸就有被捕的危險。朱蘊山一生經歷過多次大風大浪,對此毫不畏懼,但是為了綢巾上所列同志們的安全,經與李濟深、梅龔彬等商量,上海之行最終不得不取消。后來,李濟深等決定分頭托人帶口信請上海民聯的同志們速來香港。

  柳亞子到港后,李濟深把這封沒有送出的“綢巾密語”拿給他看,看后就留在他家。為安全起見,柳亞子將密信藏在放有孫中山先生像的鏡框里。幾經輾轉,這封頗具傳奇色彩的密信現存于中國國家博物館,成為當年國民黨民主派人士為了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甘冒生命危險,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大人民一起,毅然投身革命洪流的歷史見證。

  繞道赴美征詢意見

  在準備“綢巾密語”的同時,朱學范也帶著任務準備出發。出國前,他到李濟深、何香凝府上辭行。李、何二人特意叮囑他按照 5月 4日會議的安排繞道美國,與“水利考察專使”、著名反蔣人士馮玉祥面談。李濟深還強調希望馮玉祥能出來領導。

  朱學范到美國后,與馮玉祥進行了商談。朱學范介紹了香港方面醞釀成立國民黨民主派統一組織的情況,以及 5月 4日會議確定的幾件“大事”。馮玉祥立即表示同意香港方面的意見,認為要改變國民黨當局的錯誤政策,必須聯合國民黨內的愛國力量,從內部進行斗爭,只有盡快建立這個組織,才能更好地聯合民聯、民促的同志,進而團結一切愛國的國民黨軍政人員,達到分化國民黨、推翻蔣介石統治的目的。

  兩人足足暢談了三天。馮玉祥還答應籌募一些經費,并準備學習孫中山先生發動華僑的力量,成立“旅美中國和平民主聯盟”配合革命行動。他根據與朱學范談話內容寫了一封信,托朱學范帶給李濟深,并表示一旦這個組織在香港成立,他就盡快趕赴參加。不幸的是,1948年 9月,馮玉祥在回國途中遇難,沒有見到李濟深等民革同志,沒能親眼目睹新中國誕生。

  籌備成立組織定名

  1947年10月初,柳亞子首先抵港,帶來了民聯中央關于成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組織的意見。大家經過商議,決定由李濟深、何香凝、柳亞子、蔡廷鍇、王葆真、鄧初民、張文、梅龔彬、朱學范、朱蘊山、陳此生等人組成中國國民黨民主派聯合代表大會籌備委員會,推舉李濟深、何香凝為籌委會召集人,柳亞子為秘書長。不久,陳銘樞、譚平山也相繼到達,參加了籌委會,郭春濤則一直留在上海,化名從事策反工作。籌委會工作得到了中共香港分局的大力幫助,方方、潘漢年、章漢夫等經常以招待會形式,輔助聯絡予以幫助。

  在李濟深、何香凝等的主持下,籌委會在香港堅尼地道52號舉行了多次會議,具體討論了擬成立的組織名稱、綱領和領導人選等重大問題。其中,新組織的名字,是籌委會討論的重點議題。早在醞釀成立組織時,李濟深等國民黨民主派領袖就提出組織名稱應該先定下來,以便對外號召,開展工作。

  組織定名過程較為曲折,大家意見紛紜,分歧較大。新組織名字既要迎合當時反獨裁、反內戰運動之需要,又要團結、凝聚國民黨內愛國民主力量,還不能和當時已經成立的組織名稱重復。“民主和平運動大同盟”、“中國民主黨”……一個個名字,提出者有理有據,反對者也有緣由。李濟深說:“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革命的政黨。”柳亞子帶來的上海方面意見,建議定名為“國民黨民主派同盟”。許多人認為“國民黨民主派同盟”比其他幾個名字都好,可以考慮。李濟深為了慎重起見,就此分別征求宋慶齡、馮玉祥的意見。馮玉祥復信表示贊同“國民黨民主派同盟”。信上說:“昨讀賜電,敬悉為成立同盟,特別盼望成功,此間友人亦皆此意。”

  宋慶齡則從上海給何香凝捎來口信:“早年我與鄧演達、陳友仁以‘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名義發表《莫斯科宣言》(即《對中國及世界革命民眾宣言》),以示繼承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后來,我曾想過,‘臨時行動委員會’之下一步,可以改為‘革命委員會’……建議考慮。”何香凝即倡議這個革命組織可以命名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因為國民黨的種種倒行逆施,籌委會很多同志都嫌棄“國民黨”,想盡量避開這三個字。何香凝理解宋慶齡的用意,主張保留“國民黨”三個字,強調“國民黨是孫中山先生親手締造的,我們作為孫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組織,必須保留孫先生的傳統,才足以取信于民眾,為利于廣泛號召,就不能不保留國民黨三個字”。她指出:“當前南京政府在戰場上已經敗北,國民黨內部人心惶惶,不少人對各自的前途正在抉擇,形勢需要我們這樣做”。“在當前的有利形勢下,只有善于團結可以團結的力量,我們這個組織才會興旺發達,才能在與共產黨真誠合作中發揮分化敵人的作用。”何香凝的一番話,使與會者對民革的性質和任務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朱蘊山也指出,孫中山當年曾組織過革命委員會,“四一二政變”后國民黨民主派與共產黨合作,在南昌起義中也曾成立過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因此新組織采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名稱,正顯示了國民黨民主派決心繼承和發揚孫中山不斷進步的革命精神。

  經過反復討論,籌委會一致同意將新組織的名稱確定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宣告成立中共支持

  1947年11月 12日,在孫中山先生誕辰81周年紀念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香港舉行。李濟深在開幕詞中說:“今天適好是總理誕辰,我們來開會,就是象征本黨再生之意義。”經過一個多月的商討,1948年 1月 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宣告成立。大會推舉宋慶齡為名譽主席,李濟深為主席;通過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組織總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宣言》《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行動綱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告本黨同志書》等重要文件;宣布民革的行動綱領是:“以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建設獨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國為最高理想”“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之對外對內政策為基本原則”。

  3月 8日,中國共產黨致電對民革的成立表示支持。中共中央發言人評論:“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今年元旦發表的宣言與行動綱領,這些文件表示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的民族民主運動的統一戰線,是何等廣闊……我們歡迎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成立,我們愿意在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事業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團體一道為共同的目的而攜手前進。”民盟、農工黨、致公黨紛紛致電、函祝賀,表達了愿與民革一起為建立民主、和平、獨立、統一的新中國而努力。

  在民革成立的過程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南京局)及廣東、香港黨組織做了大量工作,周恩來、董必武、廖承志、潘漢年、方方等共產黨人也對民革的成立直接或間接地進行過幫助。這些支持和幫助,是民革得以順利成立的重要原因,也是民革堅持與中國共產黨合作、贊同成立聯合政府,并制定出與新民主主義綱領原則基本一致之政治綱領的重要原因。

  民革一成立,就強烈地震撼了蔣介石集團,引起了國內外有關政治勢力的高度關注,使中國的政治格局發生了重要變化。它標志著國民黨民主派和其他愛國民主分子,在堅持孫中山三大政策和革命精神的基礎上,在政治上、組織上與蔣介石把持下的國民黨反動政府進行了徹底、公開的決裂,在推翻蔣介石集團反動統治的共同目標下,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實現了國民黨愛國民主力量的集結與聯合。繼承和發揚孫中山愛國革命不斷進步精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致力于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從成立之初就深植于民革的基因中,成為了民革優良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選自《大道——多黨合作歷史記憶和時代心聲》,孫春蘭主編,團結出版社,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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