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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革拒絕“中間道路”
2018年02月22日

  1949年9月21日,萬眾矚目、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中南海的懷仁堂隆重開幕。作為參會單位之一的民革,也派出代表參加了會議。在開幕會上,代表民革發言的何香凝提出,孫中山先生奮斗了40年的目標以人民政協的開幕為標志終于實現了,她發出號召:“我們信仰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信徒,今天,要來做一個模范的新民主主義工作者。”

  看到這里,有的人或許會發出疑問:民革——由原中國國民黨民主派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所創建的國民黨民主派組織,如何成為了新民主主義的“工作者”、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道路呢?

  一場論戰凸顯的政治問題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民革在成立之時所面臨的一場“論戰”。

  1948年 1月,也就是民革宣告成立的當月,一些人士在國統區的《大公報》上接連發表了諸如《自由主義者的信念》《國際第三方面勢力的抬頭》等帶有“宣言”性質的文章,認為“武力不能解決問題”,提出中國應該實行所謂的“自由主義”,主張中國走“第三條道路”,號召“自由分子站起來”,提出“政治自由與經濟平等并重”,倡議仿效實行歐美式的“民主的多黨競爭制”。這樣的觀點,贊成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社會上隨之掀起了一場關于“自由主義”的激烈爭論。

  就在爭論正酣之際,美國也前來“湊熱鬧”。2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發表《告中國人民書》,也鼓吹中國可以走“第三條道路”。司徒雷登提出,中國的愛國之士“可組一新黨,而對政府作建設性之批評”;也可以在美國支持下“組成若干團體”,“倡導若干有關改革之主張及進步之運動”。美國的摻和讓論戰的激烈程度加劇,部分國民黨政府的官員、一些頗有成就的學者等受此影響,也通過多種方式加入“第三條道路”的宣傳陣營,由此引發的社會思潮對相當一部分人產生了影響。

  應該說,這種思潮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自抗戰結束后,建設一個什么樣的中國,不同的政治勢力一直有著不同的見解。有些人士對國民黨的專政獨裁進行嚴厲的批評,但又不認可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主張。他們受英美政治制度影響,以國共之外的第三方面力量,提出有別于國共兩黨的、“不偏不倚”的第三條政治路線,也就是前文所謂的“第三條道路”,又叫“中間道路”,配之以相應的政治綱領、建國方案等內容。“中間道路”思想的出現反映了當時社會上一部分人的想法,因而在一定范圍內得到了響應與傳播。

  民革的成立標志著國民黨內部的公開分裂,引起國民黨內部極大震動,也引起國內外各種政治勢力的高度關注,成為美國政府、國民黨不同派系極力拉攏爭取的對象。如當時擔任廣東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就親赴香港,提議與民革聯合推翻蔣介石,在廣東另組政府,由廣東政府直接與中共談判。而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歷來反蔣,想借民革成立之機行取蔣代之之事,幾次派人到香港拉攏李濟深。蔣介石在軍事上的接連失利,美國政府已經產生了“換馬”意向,積極地尋找在中國的新代理人。鑒于李濟深的影響、民革的影響,美國政府游說李濟深,寄希望于民革在美國支持下代替蔣介石組織一個新政府,然后由李濟深出面與共產黨談判,實行“劃江而治”。

  在這種背景下,在面對這些重大問題時,民革成員意見并不一致。有一些人,因為受過“歐風美雨”的影響,對國共之外的“第三條道路”抱有幻想;還有少數人提出搞武裝,擴大勢力,自成體系,以便一朝全國取得勝利,可以“分紅”。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以何種方式加入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陣營,是否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成為民革必須正視的重大政治問題。

  堅定地反蔣反“中間道路”

  同樣是 1948年 1月,身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濟深在中共香港分局主辦的《華商報》元旦特刊上發表了一篇與《大公報》所刊登的基調完全不同的文章——《除惡務盡》。

  在文章中,李濟深指出,抗戰以后,全國同胞曾懷著“無限欣慰的心情”等候和平民主出現,但因蔣介石撕毀政協決議,“逐步摧毀人民的愿望”,此后蔣介石獨裁統治變本加厲,處在當下的人民“對獨裁政府已由失望而絕望”,深切了解到“獨裁者絕對不會有絲毫的和平,絲毫的民主出讓”,要想求得和平民主,“就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去推翻獨裁統治”。他號召站在“民主陣線”上的同志,“以人民的意旨為意旨”,在人民對獨裁政府“忍無可忍、讓無可讓”之時,就要“跟著作粉碎獨裁統治的行動”。這篇文章不足千字,卻盡數道出當時社會上已經“絕望”之人的“絕望”之情,同時表達了剛剛成立的民革與國民黨徹底決裂的決絕態度和要推翻蔣介石獨裁統治的堅定決心。

  此時戰爭已經進入戰略反攻期。中共從 1947年 10月起,先后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文件,響亮地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戰略目標,宣布“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樣的號召是中共長期以來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具體體現,反映了中共與國民黨政治取向的根本不同,契合了人們長期以來的愿望,極大地鼓舞了廣大人民的信心與斗志,也對廣大民主人士產生了深遠影響。“中間力量”在反蔣的共同目標下與中共更加緊密地聯系與合作,逐漸對中共的革命性、先進性,對中共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與認識。現實條件讓“中間力量”內部出現重大分化,認同“中間道路”的力量越來越少,相當一部分人士逐漸地拋棄了原先的幻想,形成了共識:在民主與反民主的陣營中只能選擇其一,而斷不存在中間的、獨立的政治立場。

  就在民革成立后不久,民革創始人之一朱學范就清醒地認識到“中間道路”已經行不通了,對于新成立的民革而言,必須找到自己的“民主陣容”“革命同伴”,即“蘇聯”以及“中共和民主黨派之統一戰線”。他在深入東北解放區的農村、工廠、煤礦了解情況后,感受到解放區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新社會,生活在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翻身當上了新社會的主人,在中共開展的群眾路線下,解放區人民所展現出的力量是無窮的。他通過信函告之李濟深,李濟深接到信后,以電報和信件方式委托朱學范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取得聯系,表示民革愿意與中共合作,并建議盡早就成立新政協和民主聯合政府交換意見。李濟深還表示,民革是堅持孫中山“聯共”政策的,民革在香港得到中共南方局的諸多照顧,將來與中國共產黨長期合作共事,更要中共中央多加支持與幫助,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是不成問題的”。

  與李濟深、朱學范書信往來探討的同時,在香港的民革領導人對“中間道路”觀點也進行了有力的公開批判。3月 6日,民革創始人之一譚平山在香港《華商報》發表《鞏固統一戰線,粉碎和平陰謀》一文。3月 12日,民革中央在紀念孫中山逝世23周年時發表《告本黨同志及全國同胞書》,明確表態民革“不信有帝國主義卵翼下的自由主義,不信中國人民所企求的真正永久的和平,能夠在賣國獨裁政權徹底推翻之前出現”。

  在幾位重要創始人的帶領下,民革內部在革命大目標、大方向、大方針政策上取得了一致,保障了民革作為國民黨民主派組織的思想統一、團結以及政治路線的正確,為隨后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上新民主主義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

  積極響應“五一口號”

  1948年 4月30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節節勝利的形勢下,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口號,提出徹底摧毀國民黨反動政府、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真正民主的聯合政府新政權的綱領。5月 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又致函李濟深、沈鈞儒,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加強各黨派人民團體“相互合作”的意見,并建議 1948年秋在哈爾濱召開政協會議,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中共中央三黨聯合發表聲明,以為號召。5月 2日,中共中央邀請民革的李濟深、馮玉祥、何香凝、李章達、柳亞子、譚平山等以及其他民主人士前往解放區參加協商。

  “五一口號”的提出,與國民黨政府一直以來的倒行逆施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個口號從根本上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代表了包括各民主黨派在內的全中國大多數人的呼聲,可謂審時度勢、順應民心、適應國勢,獲得廣泛好評和擁護。民革對此熱烈擁護響應,認為“五一口號”的發出“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合本同人等之本旨”,并將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滿腔希望寄托于中國共產黨。5月 8日,在港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以及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連續就“五一口號”召開座談會,并發起以香港為中心的新政協運動,與國統區愛國民主運動南北呼應。民革就新政協召開一系列問題與各黨派認真而深入地討論,并在討論中與中共及各民主黨派之間在重大原則問題上基本形成了共識,促進了民革與中共及各民主黨派之間的信任與合作,也為新政協會議的籌備與召開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基礎。

  6月25日,經過多次充分討論,民革公開發表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響應中共“五一”號召的聲明》,明確表示贊同中共中央“五一口號”,認為這個口號的提出是“誠為消滅賣國獨裁的反動統治和建立獨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國所應循的途徑”,公開表示民革要“以此號召本黨同志、全國人民,為新政協之實現,人民代表大會之召開,民主聯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同時,在這篇聲明中,民革對當時國內外政治勢力提出的“中間道路”基調給予堅決有力批判:“今日之中國,只有革命或反革命兩條道路,即愛國與賣國之分,民主與反民主之分,其間絕無中立徘徊之余地。茍且偷安,投機取巧,倚靠美帝扶持,輕視人民力量,都是自絕于民主,自絕于人民的死路。”自此,民革明確了自己所選擇的道路,愿意站在“人民方面”、站到“民主陣營方面”,投身新中國的成立與建設之中。

  “五一口號”發布之后不久,受中共中央邀請,民革領導人與各民主黨派及重要人民團體代表相繼北上解放區。解放區嶄新的氣象,中共的熱情招待,都使他們對中國革命有了更為直接的認識。在東北解放區舉行的民主人士歡迎會上,李濟深發表演說。他說,在解放區“看到一般平民真正享受了民主成功自由的幸福,生產建設突飛猛進,特別是動員人民的力量有了最大的成功,以及中共黨員領導人民工作的艱苦努力和解放軍的無比英勇,令人欽佩不已”。

  1949年 1月,蔣介石提出“停止戰爭,恢復和平”的談判請求,毛澤東則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表示中共愿意在八項條件的基礎上開展和談,從而打破蔣介石假借“和談”拖延備戰的幻想。22日,李濟深、譚平山、朱學范與其他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等 55人,聯名發表《我們對時局的意見》,表示“在人民解放戰爭進行中,愿在中共領導下,獻其綿薄,貫徹始終,以冀中國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并對毛澤東關于時局的主張及所提出的八項和談條件表示“徹底支持”。這是民革公開表明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治態度,標志著民革的重大政治轉變。從此,民革與各民主黨派一致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的領導地位。《大公報》因不斷遭受國民黨的指責打擊,在 1948年年底于香港發表《和平無望》,也宣布改變立場,明確了反蔣態度,轉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陣營。

  隨著三大戰役的相繼勝利,民革與中共的關系從共同反獨裁、反內戰、爭取和平建國,進入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建立新中國的新階段。民革參與了新政協籌備會及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各項必要準備工作,并派出代表參加了新政協會議。會議上,就出現了文章開篇出現的那一幕。

  (本文節選自《大道——多黨合作歷史記憶和時代心聲》,孫春蘭主編,團結出版社,2017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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